近一年以來，“熄火”、“衰落”和“危機”成為外界加在東莞身上的標簽。目前，廣東東莞、深圳等地的加工制造業很多工廠訂單流失，不得不關停或將生產線向東南亞、非洲等地轉移。媒體稱之為東莞遭遇新一輪“工廠倒閉潮”。但彌漫在東莞空氣中的，并非都是悲觀的氣息。東莞市長袁寶成就表示，一些企業的倒閉，是屬于市場經濟中優勝劣汰，并不能說明制造業整體遭遇了危機。
東莞電子企業批量關停
據界面報道，自2002年起，香港工業總會每年定期對珠三角進行調研，據其2015年2月的調研報告顯示，2007年，港資企業占珠三角全部外資企業的72%，珠三角有半數的制造企業屬于港資或有港資參與，這批企業共開設約5.7萬家工廠。不過，港資制造企業數量從2007年的高峰期快速下降，2013年底仍然存活的估計約為3.2萬家。
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港資企業在珠三角投資開廠的步伐顯著放緩，港資企業裁員甚至停工的消息不絕于耳。
港資廠商在珠三角勞工短缺、最低工資不斷上升的雙重壓力下，普遍縮減雇用員工規模。統計顯示，2008年金融危機后，香港廠商平均每年減少10-20%，港資廠商在2014年共聘用450萬名以上的珠三角員工，較2006年的高峰期（當時約900多萬人）已經回落一半。
港資企業在珠三角的投資布局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版圖形成一條暗中交匯的軌跡。東莞作為一個龐大的跨境制造基地，既整合了香港當地的高增值、科技密集工序，又將珠三角及其他地區的土地和勞工密集工序聯系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中國在1979年推行改革開放，首先著力的即是華南地區，措施包括成立經濟特區及為外來投資者提供稅務優惠，鼓勵他們到珠三角地區投資。由此，珠三角地區大量的企業開始生產勞動密集型消費品，例如食品、飲料、玩具及服裝等，珠三角突發猛進成為全球制造業基地。
與之相契合的是，香港制造業自1980年代初，也經歷了重大轉型。珠三角的土地和勞工成本較為低廉，加上稅收優惠，吸引香港工業家北上內地，把制造業工序北移，推動珠三角制造體系和香港服務體系的分工合作，形成了粵港特色的“前店后廠”模式。
港資企業在珠三角的產業結構具多元化特點，以電子產品業、傳統產業（如紡織、成衣、玩具等），以及配套型產業（如金屬制造、塑膠、模具、紙品印刷業）為三大主軸，這與珠三角地區當地工廠的發展需求不謀而合。
然而，受制于勞動力短缺和工資持續上漲，2000-2008年，港資企業在珠三角遭遇了一系列挑戰，并愈演愈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造成港商一向依賴的歐美出口市場萎縮，加上中國調整經濟政策，優化經濟結構，對產業提出轉型升級的要求，這些都給出口為主的港資企業帶來沉重的打擊。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徐炳光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珠三角的港資企業多為傳統制造業，利潤沒有什么提升空間，于是索性轉移去了東南亞。他以東莞為例，認為已經有超過一半的港資企業撤離當地。
不得不提及的是，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鄭文聰強調，全球經濟復蘇緩慢，中國制造成本高企，都是在珠三角的工廠收縮規模的原因，這不僅是廣東省的問題，也不僅是香港投資的工廠收縮，其他臺灣、韓國的投資規模也在收縮。
除非是國家鼓勵的高新科技企業，以及利潤幅度高的企業，不然都追不上通脹的漲幅。鄭文聰表示，如果珠三角的人工繼續高漲，傳統的工業會生存空間越來越會縮減。
實際上，正如鄭文聰所言，東莞的加工制造業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轉型已刻不容緩。據新京報報道，任遠是河南人，2003年他到東莞打工，進入一家手機屏幕加工廠。在熟悉了業務流程后，2005年任遠成立了自己的手機屏幕廠。當時正是觸屏手機發展的高潮期，各種手機都在更換手機屏，也涌現了很多智能手機品牌。任遠開始為三星、諾基亞、京瓷等手機供應手機屏，生產規模也越來越大。
2009年，任遠又在深圳開了一家相同的手機屏幕廠。任遠說，他的工廠沒有核心技術，只是將外面工廠切割好的玻璃組裝焊接成手機屏幕。經過數年的發展，任遠的工廠年產值2億多元，用工最高規模有上千人。2009年，他在深圳又開了一家同樣的工廠，主要生產手機屏幕和屏幕光源。兩個廠為他實現了財務自由。
但從2012年開始，手機制造業開始走下坡路。除了國際上一線手機品牌被淘汰外，手機配件制造業的競爭也越來越白熱化。與任遠類似的案例近一兩年不斷上演。東莞當地流傳的說法是，近一年以來，至少有4000家企業關門。而以電子行業為首的生產制造業企業成批量倒閉，媒體稱之為東莞第二輪“倒閉潮”。
“其實做到后來已經沒有意思了，工廠利潤三年減少了9成。3年前生產100萬件貨能賺200萬，現在生產1000萬件才賺200萬。”任遠說，從2012年開始，手機屏幕的利潤越來越低，廠家紛紛壓價銷售，成了惡性循環。去年的一天，他接到已合作10多年的另外一家液晶公司老板電話，對方說自己活不下去了，欠他的165萬元貨款只能以后再還。“我跟他做了這么多年生意，我能怎么樣？”任遠說，他們這一行都是三角債關系，他的客戶欠他的錢，他也欠著供貨商的錢。如果他的工廠要繼續開下去，他就只能自己背下這個債務。
此外，東莞一鞋廠負責人曾亮（化名）說，他曾到訪過非洲加蓬等地，現在非洲很多地方和三十多年前的東莞很相似，低廉的人力成本、低下的政策門檻十分適合野蠻生長，他已經打算到非洲新大陸去尋找“第二個東莞”。同時，任遠的老鄉，今年28歲的河南周口人申豐則打算把自己的LED燈廠轉移到內地。2008年，申豐來到東莞打工。有經營頭腦的他后來自己成立了一家LED工廠，專門做燈帶。燈帶的核心技術主要是里面能發光的芯片。這個芯片技術如今仍被日本、中國臺灣等大品牌廠家掌握。申豐從外面采購回來芯片和塑料包裝后，雇人焊接組裝，加工成日常用的霓虹燈、家庭吊頂裝飾用的LED燈帶。
因為沒有太多技術含量，像申豐這樣的LED燈帶廠家在深圳、東莞有很多家。申豐說，剛開始一米LED燈帶能賺20元，如今，一米燈帶也就賺幾分錢。
最近，申豐正在與老家的鎮政府洽談政策方面的優惠。申豐說，現在深圳、東莞有的政策，內地也有，甚至還會更多。“東莞還有什么地方能吸引我？就算把我留下，我上哪里去招工人？”申豐說，東莞、深圳一個工人工資最低不能少于3000元，否則一個小工都招不到，但在內地，1000多元就能招到一名工人。
“機器換人”和“騰籠換鳥”
在一些私下場合，有東莞的官員認為，隨著勞動力成本增加、原材料土地價格上漲等因素，“世界工廠”東莞與其他地區相比，優勢正在逐漸喪失。東莞市長袁寶成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其他城市數倍于東莞的土地資源優勢，北上廣深等中心城市和自貿區的“磁吸效應”，制造訂單的“去中國化”趨勢等，都將是東莞“成長的煩惱”。
袁寶成坦言，隨著人口紅利逐步消減，東莞早期在“孔雀東南飛”背景下形成的勞動力“洼地”效應已全面消退，“求工難”已演變為“招工難”，而且與周邊中心城市相比，非但沒有人才引進的成本優勢，反倒會因為城市配套不完善、人文環境不理想等加重成本。那么，“世界工廠”東莞該怎么辦呢？很顯然，在新一輪工業革 命已然上路的全球產業發展背景下，要實現從東莞制造到東莞智造的彎道超車，世界工廠同時承擔著雙重使命：一方面，要根據東莞制造業的特點，發展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智能制造產業；另一方面，要加快擺脫長期依靠低成本的要素發展模式，向附加值更高的產業鏈中高端進發，從供應端改變并提升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
據南方日報報道，從全球工業發展的歷史看，政府的引導與扶持在每一次工業革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決定各國最終在全球競爭中所處的地位的，最終還是得回歸到企業自身的革新成效中來。在東莞，擁有廣東全省數量最多的新型研發機構，一直是世界工廠近年來加快轉型升級的重要創新支撐，這也是東莞發展工業智能化的優勢所在。左東尼指出，在工業4.0時代，由于智能化生產水平越來越高，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急劇加快，企業要保持市場競爭力，新產品的研發周期必須大幅縮短。
基于這一趨勢，制造企業與新型研發機構等高校研究機構的合作模式也應該及時革新，東莞的制造企業在開發一款產品時，可以借鑒美國、德國等先進國家所采取模塊化研發的方式，將整個開發過程分解成不同小單元，讓不同研發機構負責，然后規定一定期限完成分單元研發，最終收集起來進行集成組裝即可。如此一來，既可以擺脫對單一研發機構的過度依賴、受制于人，最大限度縮短產品研發與制造周期，還能最大化地增加產品系列，提高產品質量，快速應對市場變化。
“美國工業巨頭通用電氣就曾將某部門分解為60個研發小組同時進行研發，結果將原來需要兩三年才能研發出來的新產品用幾個月就完成市場投放，成功率先占領了市場空白。”在德國長期從事工業4.0應用系統研發的左東尼舉例說。
左東尼給東莞智造的另一個建議，來自于行業標準的制定。作為國內機器人產業的先行城市，東莞市已聚集了一大批以系統集成為主體的智能裝備制造企業，但由于缺乏行業標準，不同企業的“機器換人”項目都是非標準化定制，彼此之間各自為政，在技術上相互封鎖，數據上無法實現互聯互通互享。
左東尼認為，這種情況并不可取，因為工業智能化發展到最終，基于生產數據的挖掘與共享程度，將決定企業不斷技術革新的道路能走多遠。在德國，政府已經為工業智能化發展制定了相應的標準，使得企業之間能夠在同一套標準體系內共同發展，包括西門子、博世等等企業和機構之間在發展工業4.0時雖然是獨立的，但是也會有一個共同的平臺供企業之間進行數據分享和整合，共同參與工業4.0相關技術的開發和研究。德國政府還會有針對性地資助一些科研機構進行研究和開發，把各個地方的平臺進行連接整合，并帶頭鼓勵一些代表性企業參與制定不同細分領域的標準，然后對其進行應用和推廣。
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理工大學教授瞿金平指出，從長遠來看，中國對于智能制造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均將保持較大的需求，東莞智造要擺脫以往代工的宿命，一定要緊緊依靠制造業創新，原來的優勢一定要延續，將機器人產業與當地制造業緊密結合優先發展，如此一來才會更有發展后勁。當然，政府方面也要加強產業引導，避免一哄而起，不能一味大而全，追求短期政績，而是要讓企業把基本功打扎實，做出品牌，掌握核心技術。
中國工程院制造業研究室主任屈賢明則認為，在國外機器人巨頭已經掌握一定市場話語權的競爭態勢下，東莞智造企業要從中突出重圍，基本上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路是一開始不做復雜的、貴的機器人，而是從簡單的細分領域切入，利用國外行業巨頭對該領域的不重視或者忽略點，先在細分領域取得用戶信任，然后再一步步擴展到其他機器人領域。
以服務機器人為例，美國、日本等國家已經將發展服務機器人作為機器人產業未來的發展重點，相比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適用人群更廣，價格更低，更容易進入千家萬戶，未來市場潛力更大，盡管跟美國相比，中國的機器人應用仍然集中在工業領域，但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服務機器人市場也在迅速培育起來，東莞可以在發展機器人產業過程中適時提前布局，選擇一些優質項目進行重點培育。
另一條道路就是從高端做起，可以投入重金從國外引進頂尖創新團隊來到東莞進行創業孵化，這些人才擁有世界一流的技術，如此一來就能比較快地在高端市場上占得一席之地。
此外，東莞市經信局有關負責人介紹，東莞推廣“機器換人”之舉，不僅可以緩解東莞制造業企業用工不足、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局面，更為重要的是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加快勞動密集型企業向技術密集型企業的轉變，促使就業人員素質明顯提升，推動東莞整個城市的升級。
“有退有留是東莞制造業升級的策略，東莞有將近30萬家中小企業，不可能每一家都進行機器改造，這是不現實的，一定會有一批企業退出。”有學者這樣分析東莞工廠倒閉現象。東莞另一項大的舉措是“騰籠換鳥”，讓企業轉型升級。
東莞一位官員稱，改革開放以來，東莞一直是以外貿加工型經濟為主，也以此奠定“世界加工廠”地位，但東莞這些企業多數屬于代工生產或者貼牌生產，自主品牌并不多，高附加值和豐厚利潤都被品牌商拿走，剩下的就是代工廠微薄的人工利潤。所謂的“騰籠換鳥”，即是把現有的傳統制造業從目前的產業基地“轉移出去”，再把“先進生產力”轉移進來，以達到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目的。
